在法国小镇圣保罗-莱迪朗斯，为了探索无尽清洁能源的可能性，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汇聚一堂攻坚克难，建造世界

最大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又称“人造太阳”计划）

文/林伯强

编辑/刘娟娟

　　美以伊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让世界各国认识到建立多元化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性，这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提振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的更快发展，将有助于增强应对能源冲击的韧性，提升能源安全水平，并支持气候转型。

　　实际上，近年来能源转型的总体趋势已十分明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025年全球能源投资约为3.3万亿美元，其中约2.2万亿美元投向可再生能源、核能、电网、储能、低排放燃料、能效提升和电气化领域，约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投资的两倍；与此同时，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数据显示，全球可再生电力装机已增至5149吉瓦，当年新增692吉瓦。

　　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这一共同方向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围绕能源安全、成本可负担性、产业竞争力与减排约束的不同排序，逐步形成了差异化的能源转型路径。

中国：技术进步、大规模市场、安全保障与系统稳定协同推进

　　中国当前的能源转型，表现为技术创新、市场扩容、安全保障与系统调节能力建设的协同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正式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国内、多元保障、绿色低碳等原则纳入法律框架。随后发布的《2025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和能源科技创新。中国的能源转型不是简单压减传统能源，而是在稳定供应与绿色转型之间统筹推进。这符合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传统能源依赖仍然较强的现实约束，也回应了新能源高比例接入背景下系统稳定面临的挑战，体现出中国能源转型的系统性与协同性。

　　在早期阶段，中国能源转型的重点是加快风电、光伏装机扩张，而当前更关键的课题是新能源消纳与交易、系统调节与稳定：进一步扩大绿电消费管控覆盖范围，将钢铁、水泥、多晶硅生产以及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纳入管控范畴；2025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从需求侧资源整合、市场化交易机制、调节能力体系建设等维度，为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并网消纳搭建了完善的制度保障；同样于2025年4月公布的首批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推动新能源汽车由单纯交通工具逐步转向电力系统中的灵活性资源配置；2025年末发布的《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又将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服务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提升大规模新能源配置能力明确为下一步方向。中国能源转型的制度重心，已逐步转向新型能源体系的稳定性、韧性与配置效率。

　　这一制度框架有助于将中国能源转型的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系统优势。到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3.4亿千瓦，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其中风电和光伏装机合计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一方面，以风电和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正加快成为新增需求主体；另一方面，传统能源和电网仍在承担托底保供、调峰支撑和风险缓冲等功能。中国的转型路径并不是以系统脆弱化为代价追求低碳速度，而是在更大规模、更复杂的能源体系中稳步推进绿色替代。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说明了中国风电、光伏、储能、电动汽车发展路径的准确性和前瞻性，其既可以支持低碳清洁转型，也有助于保障能源安全。

2026 年 3 月 23 日，人们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一处加油站排队等待加油

美国：能源优势、供应链韧性与产业竞争导向

　　美国能源转型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将低碳推进始终嵌入能源优势框架中，并不脱离传统能源体系。联邦政策近年来的重心，更强调可负担、可靠的能源供给，以及国内资源开发、供应链安全和产业竞争力。

　　白宫2025年1月发布的“释放美国能源潜力”行政令，将经济、可靠的能源供给以及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置于政策前列。2025年7月，白宫又发布行政令，要求严格落实并强化对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税收优惠的终止与收紧的相关安排。同月签署成法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也调整了多项清洁能源税收抵免的适用条件和终止节奏。美国联邦层面的政策取向，已将可负担能源、供应链韧性和能源主导权重新置于更靠前的位置。

　　但这不意味着美国能源转型的总体方向在发生根本改变。美国是在传统能源产量和供给能力增强的背景下推进清洁能源扩张的。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原油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360万桶/日，公用事业规模发电量约为4430太瓦时；同时，可再生能源约占美国公用事业规模发电量的24%，其中风电约11%，太阳能约7%，风光合计占比继续上升。联邦政策虽然收紧了部分终端和发电侧激励，但并未完全放弃对清洁能源制造、关键材料加工和工业脱碳的支持。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于2025年1月在《通胀削减法案》第48条“合格先进能源项目税收抵免”政策第二轮实施中，仍向30多个州的140多个项目分配了约60亿美元。美国正将清洁能源重新纳入能源主导权、先进制造和产业竞争的战略框架之中，其转型路径更接近于增量调整。

2025 年 9 月 9 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北美最大清洁能源展 RE+ 展会上参观

欧盟：气候目标约束下的成本、安全与竞争力再平衡

　　欧盟能源转型的重心已不再单纯强调气候优先，近期政策变化表明，欧盟正在统筹考虑去碳化、能源安全、成本与产业竞争力。

　　2025年2月推出的“清洁工业协议”强调，要把去碳化转化为增长和工业竞争力的驱动力，以回应高能源成本和激烈全球竞争带来的压力；同日发布的“可负担能源行动计划”，则将降低居民、企业和工业用能成本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随后，“欧洲能源供应调整计划”（REPowerEU）相关安排继续将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与加快清洁转型捆绑推进；到2026年3月，欧盟又出台“清洁能源投资战略”，明确提出到2030年前能源领域每年需要约6600亿欧元投资。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扰动也提醒欧洲，在俄气持续退出、液化天然气权重上升之后，欧洲能源安全的脆弱性正越来越表现为对全球海运通道和国际价格波动的敏感。

　　德国是欧盟内部能够体现这种成就与约束并存特征的典型国家。德国环境署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900亿千瓦时，占全国电力需求的55.1%，其电力低碳化推进已相当深入；但同时，IEA在《2025世界能源发展报告》中指出，德国电价在欧洲仍处于高位，高电价削弱了可负担性和竞争力，也构成实现电气化的重要障碍。德国联邦网络局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德国日前市场平均批发电价为89.32欧元/兆瓦时，同比上升13.8%，全年负电价时段达到573小时。德国能源转型在风光快速扩张之后，进一步暴露出其在系统灵活性、储能、电网和工业电价等方面的约束，这也正是欧盟当前政策调整的重要现实背景。

发展中经济体：转型首先是发展，其次才是减排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能源转型的首要命题，并不是在高能耗体系上直接减排，而是在增长、供电、融资和基础设施约束下，建立一个能够持续扩张的现代能源体系。

　　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既有共性，也存在明显差异。以印度为例，其可再生能源扩张较快，但电力需求同样快速增长，因此煤电仍承担着重要的保供功能。截至2026年3月31日，印度太阳能装机已达150.26吉瓦，风电达到56.09吉瓦，非化石能源累计装机占比达到52.5%。但IEA仍指出，煤电是印度最大的电力来源，2024年煤电仍提供了近3/4的电力供应。印度需要在保增长、保供电和促制造的前提下推进清洁能源扩张，其转型路径体现出发展优先、低碳跟进的特征。

　　印度尼西亚走的也是渐进式转型路径。长期以来，印尼既要应对煤电存量较大、融资能力有限的问题，还要兼顾电力普及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印尼2025年公布的“2025-2034电力供应计划”显示，到2034年印尼拟新增装机69.5吉瓦，其中约76%来自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系统，后5年的新增结构也更明显地向可再生能源和储能倾斜。印尼并不缺乏转型意愿，但在既有煤电基础和发展约束下，只能选择逐步提高绿电比重的路径。

　　非洲面临的情况不是简单的转型滞后。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电力接入本身就是能源发展的核心问题。非洲开发银行推动的“3亿任务”，目标是到2030年为3亿非洲人口接通电力；2025年1月，已有48个非洲国家签署《达累斯萨拉姆能源宣言》。但IEA指出，非洲目前仍有近6亿人无法获得电力，若要在2035年前实现普遍电力可及，每年需约150亿美元投资，而2023年真正用于新增电力接入的承诺资金还不到25亿美元。许多非洲国家能源转型的瓶颈，首先是融资能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全球能源转型在共同的低碳方向下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和地区分化，各国在政策重点、推进节奏和实现路径上的差异，是由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制度背景和外部环境共同塑造的。未来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不在于复制某种模式，而在于在安全、成本、效率、竞争力与低碳目标之间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现实平衡。传统化石能源体系在地缘政治摩擦背景下日益暴露出脆弱性，而中国风电、光伏、储能和电动汽车协同发展的实践，则为统筹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提供了有价值的现实参照。

　　（作者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